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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觉农 | 吴甲选:我的父亲吴觉农

〖摘要〗“我的父亲生于1897年,于1989年10月28日去世。他生活的近百年,正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、人民革命风起云涌,古老的中国在东方重新崛起的不平凡的历史年代。而他一生的作为,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,他为这个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”
忆觉农
 
  “我的父亲生于1897年,于1989年10月28日去世。他生活的近百年,正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、人民革命风起云涌,古老的中国在东方重新崛起的不平凡的历史年代。而他一生的作为,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,他为这个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”

忆觉农
 
 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,父亲从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开始,即为劳苦大众所受压迫和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做不平之鸣,他在《东方杂志》等刊物上所写的文章,都有明显的赞同共产党主张的倾向,毛泽东主席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,就曾将他的《中国农民问题》、《日本农民运动的趋势》等文章选为参考教材。
 
  从日本回国后,父亲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:他同章锡琛、胡愈之、叶圣陶、夏丐尊等开办了开明书店。书店于1926年夏正式成立,出版具有进步思想的书刊。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,几年后开明书店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书店,与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并驾齐驱,汇聚了茅盾、郁达夫、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。父亲的好友夏衍,由父亲介绍到开明书店翻译高尔基的《母亲》,从而走上了文学艺术的道路。开明书店开导了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年青人,仅《中学生》杂志即在青年一代中起到了巨大的有益的教育作用。我的父亲、母亲在这些年里,每有积蓄就交付书店作为运营资金。

忆觉农
 
(开明书店)
 
  1927年,“四·一二”政变。父亲同胡愈之于访友归家途中看到路上的血迹,义愤填膺。到我父亲家里后,胡愈之拿起父亲书桌上“中华农学会”的信笺奋笔疾书,写下了义正词严的抗议书,以胡愈之、郑振铎、吴觉农等七人联名的公开信,发表在次日的《商报》上。(原稿存在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)这是万籁无声中的一声惊雷,周恩来同志称之为“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大无畏的壮举”。
 
  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,我的父母不顾自身安危,在家里还掩护了共产党员刘鼎、吴先清夫妇,他们还在我家生育了自己的孩子(名叫阚文木,后来送回四川老家,至今同我仍有来往)。后来吴先清被调去苏联,我那时四五岁,曾跟随母亲到她的住处上海女青年会去送她。她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,据说是蒙冤死在西伯利亚。刘鼎后来被派到张学良将军处当幕僚,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刘鼎曾在德国学过机械制造,抗战期间他是八路军、新四军的兵工专家,父亲和他直到1949年在北京科技工作者会议上才重逢。
 
忆觉农
(“兵工泰斗,统战功臣”刘鼎)
 
  这时期,父亲接受了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正确思想,他加入了一个重要组织: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。此会1933年正式成立,陈翰笙为理事长、吴觉农为副理事长,会内建立党的秘密领导小组,由薛暮桥负责日常事务;主要成员有王寅生、钱俊瑞、孙冶方、张锡昌、骆耕漠、徐雪寒等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的刊物《中国农村》成为当时白区重要的理论阵地,许多成员后来成为我党的重要理论家。在国民党的统治下,在“农经会”遇到危难时,父亲总是奋不顾身出面交涉,所以薛暮桥曾说:“吴觉农同志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先驱,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《中国农村》月刊的成长壮大,作出了重大贡献。”

忆觉农
 
  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父亲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潮流之中,他参加了救国会的组织和活动,撰写了《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》等文章,当“七君子”在上海被捕,南京救国会的孙晓村、曹孟君也在南京被拘捕,我父亲立即和农经会的孙冶方等到南京进行营救。
 
  抗战时期,父亲在重庆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“中国民主革命同盟”,简称“小民革”。主要成员有王昆仑、王炳南、陈翰笙、屈武、阎宝航等,任务是贯彻党的团结抗战方针,团结各界人士,这时期父亲主要的政治活动与此相关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民主革命同盟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上海,父亲参加了这个组织的领导工作,分析研究国民党破坏和谈、发动内战的动向,宣传党的政策,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,接受党托办的事项,为掩护和营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,担任现代经济通讯社董事长,为党提供经济信息,参加合众企业公司购运解放区所需物资等。
 
  解放战争后期,上海的环境更加恶劣,父亲协助不少进步人士向海外转移,自己留在上海同金仲华(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)、曹孟君等坚持工作,同上海工商界、科技界保持密切联系,通过经济团体联谊会、科学工作者协会以及其他聚餐会、座谈会等宣传形式,稳住某些上层人士,使他们增进认识,消除顾虑。为防止上海遭到严重破坏,他曾受党组织的托付,以他同汤恩伯的老同学关系,争取汤能够仿效傅作义的北平和平解放方式。(由于情况复杂,这一试探未能成功。)父亲始终忠实地遵守入盟时的誓言,“为中国革命事业愿贡献个人的一切,以至生命。”
 
忆觉农
(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)
 
  1949年秋,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。父亲来到北京,同过去许多共同抗战的老友相逢,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他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,参与讨论制定《共同纲领》。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,他除担任首任农业部副部长,还任全国政协委员、副秘书长、常委。父亲一直都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,几次都因故推延,最后一次是他92岁时同子女商量后提出的,经陆定一回答他:够入党条件,但因下届政协、两会仍将提名为政协常委,所以您还是留在党外为好。
 
  作为“当代茶圣”,他对农业特别是茶叶事业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。他是中国茶叶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。经过对茶叶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,他写了《中国茶业改革方准》、《中国茶业问题》等专著,提出了复兴中国茶叶事业的蓝图。自1931年负责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处开始,就同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 
忆觉农
(《中国茶业问题》)
 
  他提出茶叶口岸、产地的检验检疫制度,改进茶叶产制技术,成立了皖、浙、赣等产茶区的茶叶改良场,对茶产地进行技术指导,对名茶加以培育。他曾在祁门实地进行考查工作,写了文章《在祁场的一年》。他提倡组织合作社、由省银行向茶农发放贷款。(这样的做法损及当时帝国主义买办的利益,英驻华使馆竟对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。)1935年,他访问了日本、印尼、锡兰、印度、英国、苏联等产茶与饮茶国,写出了多篇考查报告。抗日战争开始,为打破日寇的封锁,他开辟茶叶外运通道及苏联东欧的华茶市场,他和苏商首次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。为培育茶业专业队伍,他首建第一所高等院校的茶叶系科——重庆复旦大学茶叶系;他为了提高茶学理论水平与研究,在武夷山创立了国家级的茶叶研究所。
 
  “祁门茶场于1932年11月正式成立,经已一载。省内外之人士,对于祁场每每寄其注意。良以安徽之茶业,实系中国茶业中心;无论内销外销出品,以及出品之为红茶、绿茶,又各有其独特的地位。从事茶业研究机关,仅有祁场,其受社会重视,固亦宜然。兹特草此一文,内以作周年之纪念;外以作公开之露布。阅者进而教之,俾得今后依循有据,尤所企幸。”——吴觉农《在祁场一年》
 
  新中国建立前夕,父亲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,住在北京饭店,马路对面就是姚依林的办公室,两人商讨擘划了全国茶叶布局和发展规划。建国后不久,即建立相应机构中国茶业公司,这是新中国起步最早的第一个对外贸易公司。
 
  父亲一生关心茶叶,直到耄耋之年,还去参观茶区提出建议。晚年,父亲与他的同事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《茶经述评》。他对茶业发展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

忆觉农
 
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、历史学家胡绳说:“吴觉农先生是出生于苦难的旧中国,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,不断求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。他的身上表现着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、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。”

忆觉农
 
  (吴甲选,摄于2015年中国茶业复兴论坛)
 
  吴甲选
 
  2016年10月14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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